[32]参见孙国东：《从邓正来问题到转型法哲学：一种社会-历史维度的阐发》，载《中国社会科学论丛》2011年春季卷（总第34卷）。

具有准司法权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一般是委员会制的执法机关，有着专门化的审判组织和司法化的审理程序，其行政裁决具有一审判决效力，事实认定对法院有约束力。[35]至于实质性证据的有无，只要证据是在有理性的人能对事实作出判断的范围内，就可以认为是有实质性的证据。

[23]参见张瑞萍：《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4]［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至于是否配置准司法权，我国反垄断法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我们考察发现，美国证交会把稽查部门调查完的案件交由内部的行政法官审理，法国金融监管局行政处罚委中引入法国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的四名法官参与案件的审理处罚，这些制度安排对市场监管权威和公信的建立和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诸如此类的缘故，现代立法机关常常把一些立法职能授权政府的行政机构，授予一个局或专业委员会，或授予国家最高行政长官。

如果一定要赋予反垄断执法机关准司法权，那么就必须改革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同时也要进行相应的法律变革，而这种全面的革新在短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然而，我们可以尝试在反垄断执法机关中先导入准司法因素。[14]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必须对某些常发犯罪增长刑期，对于某些泯灭人性的犯罪人要判处死刑，减少社会的犯罪流存因子载体。

作为犯罪运行的主体，各种行为人具有客观存在的数量衡定性，采取驱逐异地或者停止福利都不能降低客观常数，其实质是做无用功。人们往往因为两个原因而携带个体性风险：人性失范与污名。而预警则是从风险的角度将可能引发的损失与不确定性后果放在可控范围之内，人的能动性与对事物的控制力充分体现。人口结构的老化让传统家庭结构面临解构。

但随着严打服刑人员的逐渐重归社会，犯罪率在1991年再次达到顶峰，全年发案达到236. 5万起，发案率高达2‰。在侦查中，基于犯罪人的有限理性就可对犯罪人的反侦查行为加以利用。

所谓内部关系，可以简单界定为犯罪在运行过程之中由国家、犯罪人、被害人三者所组成的主体结构。对犯罪要形成前追后堵的局势，然后将其困在其中无所适从。一是要引进国外已有的先进测量工具，二是在平等基础之上采取道德控制、信仰塑造、精神培育等方式逐渐消除风险。《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违背人的尊严的一些做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

专家体系与平民体系之间的隔阂也很难达成真正平等的沟通。科技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自身发展的市场。人类对于高科技的加倍依赖让人类对于有能力预见的风险变得漠然更是加剧了技术性风险的承担极限。人是社会理性人，风险社会中人性的社会属性也即会由稳定转为易变、突变，因人性弱点在风险沟通中可能导致道德失范甚至违法犯罪而形成人类特有的人性风险。

社会已有犯罪率所消耗的成本能被增加刑期带来的制度所减少，同时将剩余的钱奖励拥有良好行为的市民。但笔者不敢苟同这种未经社会主义改造的西方产物。

由此可知，个体性风险的产生也是集多方位原因所生。犯罪由此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同核泄漏、全球性污染、金融危机等同的日常风险产物。

一般来说，犯罪的风险＝被害率*后果，被害率通常是实际测量而无法改变的，但后果的体验一方面由被害人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由其对社会信息的认知处理构成。国家总是千方百计的打击犯罪以证明自身合法性，同时避免风险扩散。【注释】[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0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和人民将与国家形成强大的权力对立极，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国家也要加强对普通公众的价值、身份、形象等相关包装来为其提供力争上游的广泛机会。因此，在警务政策制定、社区警务创新上积极吸收治安积极分子，听取、采纳意见。

由于社会整体解构所带来的个体私利化，社会行为已分散为以风险导向为行进模式。公安机关也可考虑动员一些退休民警自愿的形成该类组织。

国家应该通过风险调控让犯罪人能够超越感知极限而出现感知错误，误以为风险过高而始终保持有限理性状态，让潜在被害人能够对于被害风险保持完全理性状态。另一方面，动力源使得犯罪运行轨迹从高风险的时空向低风险的时空流动。

尽管不能阻止高档小区、富人区的形成，但可以在城市范围内消除城中村、蚁巢、流动人员聚集区，改造成与富人区具有同样空间防卫机制的公租房小区，通过环境的提升以达到人群自信心的提升，犯罪情境所能够起到的催化作用也会相应减弱。[10]相关数据显示，2002年在芝加哥富有的北部富人区，杀人率为0％，而在高度贫困的南部地区，杀人率则高达0.7‰，暴力犯罪在美国总是由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转移，最终聚集在穷人区，这和美国特殊的社会背景，金钱决定社会地位，种族歧视等等是分不开的。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则将污名定义为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社会评价系统也由此可以分为荣誉系统与污名系统。[10]Peter Taylor-Gooby, Jens O. Zinn. Risk in Social Scienc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87.[11]Kasperson et at.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Risk Analysis, 1988（2）,p178-186.[12]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风险放大之所以能够促使犯罪进化就在于被放大的风险也加大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量。恰恰相反，国人对于道德，对于面子，对于他人对自身的评价所形成的特殊认知却和人性保持零距离而阻碍风险爆发。

这个意义上，犯罪运行离不开人性风险的引导和推动。废除刑法中的短期刑以及可有可无的罪名，采取其他非罪型替代规范来治理，避免增加行为人因被贴标签而加入犯罪运行主体之中。

具体的方式可以是在评估犯罪智能总体水平基础之上摸清犯罪心理动态和犯罪认知过程来进行风险的人工导向。所谓打破传统安全垄断，并非是要把治安对外承包，也并非形成民警阴凉坝里喝茶、协勤太阳坝里执法的丑陋局面，而是要让公众参与到体制之中，实现自身的参政功能。

这样的人造风险同样也会影响犯罪。个体放大站则包括个体认知结构、过往经验等。

一个动荡中的国家最终还得依靠政权与民众的协调与信任才能解决危机。[4]即是说，犯罪的生成可以用犯罪风险源→犯罪原因→犯罪来表示。社会个体则由于其受限于过去经验、知识体系、认知结构、归因程式等的不同而生成不同的风险感知等级。国家会从政治的角度不定时的选择特定的风险为公众所感知以吸引足够的社会注意力分解社会能量。

具体来说，隐蔽风险包括了全球性莫测风险、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风险、边缘风险、被放大的风险以及威胁价值观的风险。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正在打破官僚垄断制，越来越多的外包合同让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私营服务扩张，顾客理念一次又一次的挑逗传统道德的底线。

卡斯帕森注意到，被行业专家们评定为较小的风险事件往往引起巨大的公共反应，伴随着对经济社会的重大冲击。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已经纷纷出台法律禁止克隆人研究，但实际上克隆人研究仍在秘密进行。

根据美国的民意测验，超过2/3的公民认为，联邦政府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治理理念的提出则正是为弥补此单方局限性，强调的是政府与民间、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实现不限于政府的多主体、多中心风险管控机制。